刚刚聊天中所展示的，是在网络快速发展后产生的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行为——

即行为人以达到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利用网络社交工具，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猥亵行为。

苏苏的故事并非个案，作为一种隐蔽且高发的网络性侵形式，隔空猥亵近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真正被依法追责的案例却寥寥无几。

2020 年至 2022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 7761 人，但截至 2023 年 9 月，被追诉定罪的仅有 3000 余人，追诉成功比例甚至不到 40%。相比之下，电信诈骗犯罪的追诉比可以达到 70% 以上。

频发与追责之间的落差，暴露出 “隔空猥亵” 在司法实践中的追诉困境。

追诉之难，首先源于报案缺失，而这往往是因为案件未被及时发现。究其原因，家长和学校缺位、平台监管不力、罪犯易于伪装共同导致了隔空猥亵犯罪案件具有极高的隐蔽性。

未成年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报警往往需要监护人陪同，家长在防范此类侵害中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许多家长在监管与教育上严重缺失，未能有效保护孩子免受侵害。

正如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女士说:“发生在网络平台的性侵，即便家长就住在孩子隔壁，可能也没有及时发现。”

同时，由于性教育的缺失，许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侵犯了，也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在犯罪。

浙江省一位办理过数起隔空猥亵案件的检察官提到：“一些家庭对于性的开放程度和对儿童性教育的态度存在保守或者封闭的倾向， 这种观念的影响使得 父母对于隔空猥亵儿童犯罪的认知不足，往往认为隔空猥亵犯罪是遥远的事情，因此，缺乏对于该类犯罪的重视和警惕，最终导致了悲剧。”

许多家长将这部分教育寄希望于学校，可遗憾的是，学校也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

此外，平台监管存在漏洞，监测滞后、举报不力，使得案件未能及时被看到。

2020 年 5 月 7 日，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等 9 部门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报告义务主体、应当报告情形以及追责机制。

其中，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之一，有义务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网络性侵犯罪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然而，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社交平台往往无法动态监管涉黄等图片或视频。国内某头部社交平台的法务曾坦言：“AI 识别技术对变异关键词的拦截率不足 30%，而人工审核团队日均处理量超百万条，漏网之鱼必然存在”。

最后，很多孩子受制于罪犯，不敢将此事宣之于口，孩子的沉默成为了罪犯的最后一道伪装。

加害者往往会利用孩子的年幼与无知，通过胁迫与诱骗手段制造沉默。

数据显示， 78 起案件中，有 33 起案件加害者使用了威胁、恐吓等胁迫手段。

另有 45 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以送礼物、假装恋爱、编造故事等方式进行诱骗，让孩子以为这是 “游戏”“秘密” 或者是 “你情我愿” 的关系。

这些手段的背后，是对未成年人心理防线的精确打击———让他们在恐惧与依赖中选择沉默。

即使突破了沉默的屏障，隔空猥亵案件的立案同样存在很大的困境。

在隔空猥亵案件中，警察不受理的情况实然存在。

首先，对接群众报案的警察可能由于自身专业程度不高，对隔空猥亵的危害缺乏深刻认知，而不受理此类案件。

法律学者李耀青

“由于专业化程度相对不足、身体素质较好，警力配置时，辅警多被安排辅助接处警、巡逻、社区警务等事务性工作”。

辅警专业多样，专业化程度较低，导致他们在对接群众报案需求时，由于自身认知存在局限，弱化事件危害性，从而导致受案存在问题。

2024 年 9 月 24 日，一女子前往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报案，被告知无法受理后，该女子提出按法律法规，辅警即便不予立案也应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辅警则口头答复称，“受理都受理不了，哪来的立案啊”。 “没有不受理通知书，不受理就是口头告知你，没办法受理。”

其次，正职警察会因为忙碌或畏难而不受理此类案件。事实上，警察日常工作量很大。数据显示，我国 90% 以上的警察认为当前工作量是饱和甚至超负荷的。

根据 2023 年数据，西方国家警力配比普遍超过万分之三十，而我国仅为万分之十一左右，平均每万人配备警力仅仅约为 13.4 名。

而隔空猥亵类案件往往 时空跨度大，需要耗费大量精力。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四级检察官谷子青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服务器或者总部大多设置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一二线城市，而大多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发生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存在跨区划的情形。网络服务提供者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后，因短期内难以查证犯罪地，就会导致推迟立案时间，引发后期侦查取证难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用受害者的案例询问了多名警察，他们表示办理此类案件时，要看这个账号是不是本人实名，就算是本人实名账户，如果不在本地，也不方便去抓，有一位警察坦言， “实话跟你说，我们一般不会接这种案子的”。

与此同时，“隔空猥亵” 案件的办理最主要的证据就是电子数据和双方的聊天记录，但是它们容易被删除或覆盖，导致 难以达到立案所需的证据标准。

盈科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的刘鹤律师

“在网络隔空猥亵案件中，部分犯罪行为是通过视频连线实施的，犯罪者实时引导受害者进行不当行为，若未及时录屏，受害者向家长反映并报警时，将面临无直接证据的困境，导致案件难以达到立案标准”。

而立案后，在侦查阶段，警方需要全面调查嫌疑人的所有电子设备和网络账号，确认所有的受害人情况，从而还原案件的真相，保证公正的审判。对此，公检和警方都面临着不小挑战。

隔空猥亵案件的嫌疑人常常不配合，在此情况下获取证据还原真相非常困难。

2021 年 6 月，昆山市检察院受理一起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案，被告人利用该案无线下客观证据的情况，对明知被害人真实年龄的事实进行辩解和否认。最后，检察机关介入并引导公安侦查，引导公安部门对收集的电子数据进行研判，经过长时间努力，才终于在海量数据中固定能够证实被告人 “可能明知” 被害人年龄的相关证据。

在此类案件中，还时常存在小号泛滥、账号被注销以及聊天记录被删除从而导致证据消失的情况。数据显示，在 78 起案例中，QQ 是最主要的作案平台，共有 61 起案例发生在 QQ 平台，占比 78%。专家分析这与QQ 平台不要求实名认证有很大关系。

广州南沙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贺星星曾接手过一起隔空猥亵案件，查到嫌疑人有六七个 QQ 号，但据本人交代，还有过其他 QQ 号，只是账号找不回来。随着账号无法登录，聊天记录没有了，某些证据也消失了。

对于被删除的电子数据，侦查人员往往只能采取技术手段进行恢复，而这常常面临着烦琐、严格的审批程序，且也存在无法全部恢复的问题，这些都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

即便嫌疑人已供述明确，电子数据也初步指向多名未成年被害人，但由于被害人数的差异直接影响量刑结果，案件侦办仍需逐一核实每一名被害人的身份并获取其证言，才能依法认定事实、准确适用刑罚。

2023 年，犯罪人舒某终于被缉拿归案，其供述与电子数据均显示其曾对 40 余名未成年人实施 “隔空猥亵” 行为。

但由于犯罪行为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关键聊天记录已被删除，办案人员只能依赖其手机中保存的受害人照片和视频，借助人脸识别技术进行身份甄别。然因部分受害人年龄较小，尚无可比对的身份数据，或识别结果无法匹配，取证工作因此受到严重阻碍。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性侵案件往往涉及未成年人，被害人及其家庭往往出于羞耻、恐惧或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拒绝配合取证。

受害人家属的态度对案件推进影响尤大。2023 年，在办理舒某案时，李思瑶办案组联合公安机关专程前往山西太原试图核实其受害情况，却遭到其母亲坚决拒绝，理由是 “别再打电话来了，我们不用追究他（嫌疑人）责任，也不需要你们帮助”“就因为你们，现在孩子爸爸都知道了”。

李思瑶说，当前，办理 “隔空猥亵” 案面临的最大难点之一就是受害未成年人家长不配合，以及对孩子的不理解和责备。

在法理层面，虽然网络性侵犯罪者没有与被害儿童有身体接触，但经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该行为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

武汉市检察院的主任张琦提到，从 2019 年到 2021 年，武汉市涉及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大多数未成年被害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出现失眠、噩梦、抑郁甚至自残的症状，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同时，隔空猥亵案件中的伤害持续时间往往很长。大约 70% 的隔空猥亵行为，从实施到被发现常常间隔许久。在潘志学和王某案中，隔空猥亵持续时间甚至长达七年。

除了隔空伤害被害者，罪犯往往变本加厉。他们常以曝光被害人私密照片或视频相要挟，迫使其线下见面，继而实施猥亵甚至强奸。

七年中，罪犯潘志学就以泄露私密照为由多次胁迫王某与其见面并实施了猥亵、强奸。在裁判文书网公开的 78 起案例中，有 32 起案件从线上猥亵转变成线下伤害，占比近乎 41%。

潘志学的种种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可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依照法律，他被判处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七个月。

然而，“即便司法解释规定了部分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猥亵犯罪认定标准，但网络隔空猥亵犯罪在 行为方式、手段强制性、加重情节 上仍存在认定困境。” 北京豪亨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明说道。（点击⾼亮⽂本查看具体困境）

而这些法律要素认定的模糊导致了案件裁定面临一系列问题，例如心理侵害程度是确定罪量的重要标准，但是刘鹤律师分析：“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在民事诉讼方面进行争取，但是精神损害赔偿的量化评估存在较大难度，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一般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高，难以覆盖精神伤害”。

尽管司法实践中仍有许多堵点与难题，但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被困在沉默与拖延中。在 78 起网络猥亵案件中，也有一些孩子最终被看见， 一些正义并没有迟到。

正是在孩子鼓起勇气说出真相、家长及时相信、司法系统高效配合的共同推动下，这起案件成为少数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案、取证、审判的成功样本。

这警醒我们，当孩子被认真倾听，当家庭、社会与制度形成闭环，正义并不遥远。而要实现这一切，首先需要法律跟随时代的变化不断细化，斩断藏在网络角落里的一双双隐秘但可怖的黑手。